在制造业广泛采用的“贴牌生产”（OEM/ODM）模式中，若产品涉嫌侵犯他人专利权，一个核心法律争议始终存在：委托生产并贴上自家商标的品牌方，是否应被认定为专利法意义上的“制造者”，从而与生产厂家承担共同的侵权责任？ 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品牌方（商标权人）的责任边界与商业模式的合规安全。近期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通过一系列裁判，逐步澄清了司法实践的认定标准，为我们提供了清晰的指引。
传统观点中存在一种“严格责任”倾向，即认为产品上标注了谁的商标，谁就是法律意义上的生产者，应对产品引发的全部侵权问题负责。这种观点主要源于《产品质量法》及消费者标识信赖理论。
然而，在专利侵权领域，最高人民法院已明确摒弃这种“以标定责”的简单化处理。专利法保护的客体是技术方案，其侵权判定的核心在于对制造行为的实质性审查。将委托贴牌方直接等同于制造者，不仅可能不适当地扩大其责任，也与专利法旨在规制实施专利技术方案行为的立法本意存在偏差。
最高人民法院在多起典型案例中（如（2019）最高法知民终79号等）确立了裁判规则：认定贴牌委托方是否为“制造者”，关键在于审查其对“专利技术方案”的实现是否产生了实质性的控制、指导或贡献，而非仅仅看商标归属。
法院在个案中主要综合考量以下因素进行精细化判断：
主观意图与技术指定：委托方是否明确提供了或指定了具体的、可落入他人专利权保护范围的技术方案、设计图纸或关键部件。如果侵权技术方案直接来源于委托方的要求，则其构成“制造”行为的意图明显。
客观行为的深度与主导性：委托方对产品技术特征的形成过程的参与和控制程度。
深度参与型：委托方不仅提供商标，还提供了完整的产品技术方案、详细规格、乃至核心专利部件，对最终产品的技术特征具有决定性作用。此时，其与加工方构成事实上的共同制造者。
浅层委托型：委托方仅提出功能、性能、型号等一般性要求，产品的具体技术实现路径完全由加工方自主决定和完成。此时，委托方更可能被认定为后续的销售者。
利益归属与外部表征：虽然商标标识不再是决定性因素，但产品以委托方品牌对外销售、宣传，并由其获得主要商业利润的事实，仍然是法院综合判断其角色和过错程度的考量因素之一。
司法实践中观点的演进，反映了法律适用的精细化：
“严格责任”观点：侧重于市场秩序与消费者保护，但可能与专利法侧重技术行为规制的特性衔接不够紧密，可能导致责任范围过宽。
“区分责任”观点（当前主流）：严格遵循专利法原理，区分“物理加工”与“法律意义上的制造”。委托方仅在其实质性地参与并决定了涉案专利技术方案的“再现”时，才承担制造者责任；否则，其责任应限于流通环节（如销售、许诺销售），并可依法主张“合法来源”抗辩以免除赔偿责任。该观点更符合公平原则和商业实践。
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明确支持“区分责任”观点，强调必须根据个案证据，查明委托方在技术方案形成中的实际作用，进行实质性判断。
对于采取贴牌模式的企业，为有效预防专利侵权风险并明确责任，建议采取以下措施：
强化技术尽职调查：在委托生产前，对拟采用或指定的技术方案进行专利侵权风险排查（FTO分析），尤其是对自身提供的设计部分。
完善委托合同设计：合同条款是划分责任的核心依据。务必明确：
知识产权担保条款：要求加工方承诺其执行的生产活动不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。
责任分配与追偿条款：清晰约定若发生侵权，由过错方（提供侵权技术方案的一方）承担最终赔偿责任，并明确追偿机制。
技术来源披露义务：要求加工方备案其拟采用的工艺、技术及部件来源。
规范委托行为边界：评估自身技术能力。若无专利布局优势，应谨慎提供具体技术方案，可转向“功能需求描述”，将具体技术实现责任明确归于加工方。
注重全程证据留存：系统保存委托合同、技术沟通记录、邮件、图纸、付款凭证等全过程文件，以备在纠纷中证明自身实际角色，有效主张权利或进行抗辩。
最高法的司法导向已经明确：在专利侵权纠纷中，“贴牌”委托方的商标权人身份，并不自动使其成为“制造者”。法律责任的划定，正回归到对技术方案实施行为的实质性审查轨道上。对于企业而言，理解这一裁判逻辑，通过严谨的合同管理和前置的合规审查，精准界定与合作方的权责界限，是规避知识产权风险、保障商业模式稳健运行的基石。
薛金波
xuejinbo@buqinquan.com
专业履历：薛金波律师系广东至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兼具律师与专利代理师双执业资质，深耕知识产权法律领域十余年，曾担任广州市南沙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兼职仲裁员，现受聘为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、汕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知识产权局）知识产权专家库专家，专业能力获司法与行政领域双重认可。
业务领域：知识产权，主要包括专利侵权诉讼、专利行政裁决、专利无效程序等诉讼事务，以及专利侵权分析、专利无效分析、专利自由实施分析等非诉事务，与商标权和著作权相关的知识产权纠纷及商业秘密诉讼等案件。
